一辈子一件事
立足生产需要搞科研
4月4日
《人民日报》要闻版头条
以《立足生产需要搞科研》为题报道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
王泽霖
近半世纪破解农业难题的故事
让这位可亲可敬且低调
不爱接受采访的老教授
再次走进我们的视野
而三年前他曾以
“捐8208万元建实验室”
引发关注
今天
让我们再次走近他
感受他的家国情怀——
人物小传：
王泽霖，1942年1月出生，江苏苏州人，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次、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次。2020年，王泽霖将毕生科研转化结余的8200多万元全部捐给学校；2022年，他将个人的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3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学校，用于支持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工作。
前不久，河南农业大学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P3实验室）正式获批建设。实验室建设的主要推动人、年届八旬的河南农业大学教授王泽霖至今仍在忙碌……住在年代老旧、没有安装电梯的家属楼里，每天骑电动车买菜、出行，王泽霖对平淡、简朴的退休生活甘之如饴，只是学校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让他时时牵挂……
2020年年初，他捐出多年来积累的科研转化结余8200多万元，助力建设P3实验室；后来，他又捐出300万元个人奖金，支持青年人才科研创业。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张改平评价他：“对国家‘慷慨’，对自己‘抠门’。”
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可爱可敬的人？
让科研成果促进生产，再用生产收益支持科研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一部分脑子灵活的人搞起了规模化、集约化养殖。规模、管理一上去，产量、效益也噌噌往上涨。然而养殖的人一多起来，一些传染病也随之而来。刚刚起步的养殖户们，缺乏有效防治手段，一度遭受严重损失。
20世纪80年代，王泽霖从南京农学院毕业，之后调入河南农业大学工作。参加工作后的王泽霖面对束手无策、上门讨教的养殖户，他决定开班办学，推广科学防治方法。为了解更多情况，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河南郑州和周边县市几乎所有的养殖场。
随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得到解决，慕名前来咨询的人也越来越多。尽管每次只收几块甚至几毛钱诊疗费，到1995年，王泽霖还是为学校挣下了400多万元。
有了资本积累，他就想着让技术的红利惠及更多人。“提升养殖水平，有效手段之一就是打疫苗，可进口疫苗很贵，不如自己研发。”于是，王泽霖与河南农大达成协议，成立农业类研究所，开展产学研合作，用科研成果促进生产，再用生产收益支持科研，“靠这样的方式，我们开始自筹资金搞研发。”王泽霖说。
30多年来，王泽霖在科研上一路向前，先后获得3项发明专利和12个新兽药证书，创立浓缩灭活联苗研发平台，打破国外垄断，极大降低了养殖的防疫成本；他个人和团队也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据中国禽病研究会统计，王泽霖的科研成果先后在全国20多家大型生物制品厂规模化生产；近10年来，平均每年为养殖业增加100多亿元产值。谈及自己的科研成果，王泽霖总是归功于运气：“当初不搞这项研究，不来河南农大，很难取得这些成果。”
热心公益，将毕生科研转化结余的8000多万元捐给学校
虽然累计捐款8000多万元，可周围人都说王泽霖很“抠门”。
十几年前，王泽霖应邀到某全国大会上做报告，穿着旧衣服就去了。“王老师秋衣的两个袖子都磨得破边了，领子也松松垮垮的。我想帮他买身新衣服，他只是摆摆手、笑眯眯地说，‘有的，有的，会换的’。下次还见他把那件衣服穿来。”学生菅复春回忆，“平时在外出差住宿吃饭，几十块钱他都较真。”
在王泽霖的人生字典里似乎没有“享受”这个词。工作几十年，他一直坚持“能步行不骑车，能骑车不坐公交，能坐公交车绝不打出租车”的出行原则。
对自己如此“抠门”，可王泽霖也有“挥金如土”的时候。河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闫诺潜是王泽霖带的第一个研究生。他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老师们一个月才几十块钱工资，但导师王泽霖为了让他好好做试验，当即买了价值1.6万元的基因扩增仪（PCR）供他使用，是整个学校的第一台。
研究所自主经营后，王泽霖利用科研服务和成果转化的收益，逐步在学校里盖起了两座实验楼，购买了在当时很先进的高速离心机、超速离心机、低速大容量离心机、浓缩机、冻干机等先进仪器设备，供生产、科研、教学使用。
“在学校的支持下，研究所的一砖一瓦都饱含着王老师的心血。”闫诺潜说，20多年，逐渐攒下8200多万元，但研究所的收入，王泽霖没为自己花过一分——
2005年，新药证书转让所得500万元。王泽霖把其中属于自己的100万元设立创新基金，鼓励青年科学家投身养殖防疫事业；
2020年，王泽霖又将8200多万元科研转化结余捐给河南农大，用于建设高水平的P3实验室……
希望通过努力让国家发展更快一点、人民生活更好一点
这么多年来，王泽霖对科研的要求都极为严格。
“王老师一直要求我们，不能脱离一线。再苦再累，也要往现场跑，要自己亲手抽血、采样，体验养殖防病工作。”闫诺潜回忆说。
近年来，根据生产实践需要，王泽霖又开始在新领域发力，他率先提出了研发联合疫苗的思路，真正做到了“一针多防”，大大降低了疫苗免疫成本。
“王老师最值得学习的地方，在于他与生产紧密结合的科研思路和态度。”现任研究所所长赵军说，“我们研究所每个人都继承了王老师的科研精神，我们这儿培养的人，企业都抢着要。”
加上读研前在山西从事相关工作的十几年，王泽霖搞科研将近半个世纪，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严谨的科研态度和热心公益的价值观。每当有人想要深入了解背后的原因，王泽霖都会讲起自己的身世和姐夫。
王泽霖于1942年出生在苏州，从小生活困苦。他有个姐夫叫赵福仁，14岁参加革命，是一位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洗礼的老军人。“姐夫这样的共产党人是英雄，更是榜样，他的人生态度深深鼓舞着我。”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下决心要努力奋斗。”王泽霖说，他后来吃饱了肚子，上了学，有了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让国家发展更快一点、人民生活更好一点。”
记者手记：
协力推动科研成果落地
王泽霖已经81周岁了，多年受糖尿病困扰的他，身形瘦削，但依然乐观积极，口齿清晰，和蔼可亲。有人问起他的成功经历，他十分谦虚地归于时代机遇；问及他的巨资捐献，他总说：“这些钱花在自己身上是浪费，应该用到‘刀刃’上。”
王泽霖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的品质令人肃然起敬，其创新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泽霖能够立足生产实践需要，开展产学研合作，用科研促进生产，用生产支持科研，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和巨大经济效益，成为一代人的榜样。
希望更多的人能从王泽霖的经历中得到启发，立足实践，大胆试、大胆闯，顺应市场需求进行科研攻坚、协力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添砖加瓦。
（原载：《人民日报》作者：人民日报记者 毕京津）
在此次之前
2020年1月17日
《教育时报》也曾针王泽霖教授
推出头版头题报道
一起来回顾——
不浪费一粒米，却捐出八千万
近日，“河南农业大学退休教授王泽霖捐8208万元建实验室”的新闻相继登上各大媒体头条，官方媒体关于王泽霖事迹的微信文章推出之后阅读量也持续攀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1月3日，关于王泽霖捐款的文章阅读总量高达2亿。
王泽霖“走红”的原因似乎有些微妙——这与大众印象中高校老师的形象不太相符，科研工作者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收入？为什么会把这么多钱捐出去？是不是存在作秀嫌疑？
可当教育时报记者走近王泽霖时才发现，他的所作所为是那么自然，那么水到渠成……
他为何要把所有的钱都捐出来
捐了这么多钱，自然会引发议论。教育时报记者问王泽霖，为何要把毕生科研转化所得全部捐出去？王泽霖的回答很实在：“我的成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学校和学院的支持，没有大家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了解王泽霖经历的人都知道，他说的这些并不是场面话。
1942年，王泽霖出生在江苏苏州，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父亲早早失业，一家人的生活十分困苦。王泽霖的姐夫赵福仁对王泽霖一家帮助甚多。“多亏了姐夫的接济，我们才扛过三年自然灾害。”王泽霖说，姐夫14岁参加红军，是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洗礼的老革命，“他是英雄，更是榜样，他严格要求自己、艰苦奋斗的作风让我深受教育。”
因为有着艰难时期的深刻体会，王泽霖自小就养成了一粒米都不能浪费的观念，同时也立下了“达则兼济天下”的共享理念。在他的意识里，好钢就要用在刀刃上。
1967年，王泽霖从北京农业大学兽医专业毕业，次年就到天津农场部队工作，1969年到山西临汾工作，1977年考取南京农业大学传染病专业硕士研究生，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批研究生。1984年年初，他到河南农业大学工作，而这一干就是几十年。
在山西临汾工作期间，王泽霖在那里结识了爱人王五梅，并结婚。王五梅回忆说：结婚没几天就发现王泽霖穿的棉裤上居然打着十几个补丁。
河南农业大学原副校长杨会武说，2019年上半年，他有次碰到王泽霖骑着电动车出门，带着一张大桌子去近20公里外的新校区，杨会武劝他打个出租车载过去，他却说，打个出租车还得花钱呢。这样的回答让杨会武感慨：“他把钱全部捐献给科研，捐献给学校，可他对自己太抠了！”
身边人常常劝他不要太节俭，可王泽霖依旧“我行我素”。
2020年1月7日下午，河南农业大学专题会议上，王泽霖被授予学校的最高荣誉——“厚生丰民楷模”称号。会上，他说，自己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看到祖国一天比一天繁荣富强、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他发自内心地希望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王泽霖认为，自己和爱人的退休工资足够生活，孩子们也都有自己的事业。而随着国家对科研试验条件的要求逐步提高，如果没有一定的试验条件，就不能搞生物制品的研究，这成为学校相关科研的瓶颈。此时他捐出自己的科研收益，用到科研工作中去，就是希望有更多人加入这项事业，为它的发展壮大尽心尽力。
这么多的钱他是如何挣到的
我国是世界第一养禽大国，突发并且难以控制的疫病一直是我国养禽业和食品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集约化养殖业开始兴起，但“新城疫”等老病频繁爆发，“禽流感”等新病传入并迅速蔓延，导致大批量家禽死亡，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危及我国养禽业的发展。由于技术限制，疫苗只能从国外进口，大笔外汇就这样眼睁睁地拱手送人。谁能打破这一状况，谁就能为全国的家禽养殖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很多人为此孜孜不倦，但幸运女神最终眷顾了王泽霖。
幸运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于1984年至今王泽霖在疫苗研发事业中几十年如一日的浸淫。
刚开始时，王泽霖面临的是这样一个窘境：科研经费严重不足，仪器设备落后，学科建设落后于生产、科研的需要。
回忆起那段“24小时连轴转”的日子，王泽霖说，当时一边给学生上课，一边进行科研试验，下了课就赶到门诊进行禽病诊疗，诊疗间隙还要安排时间对养殖技术员进行培训，即便如此，研究生的培养他也一点儿没落下。
经过多年努力，2004年，王泽霖拿到了国家认定的新兽药注册证书，国内兽药生产商按配方生产出的兽药比国外同类产品便宜50%。积累了数据，掌握了最新的禽类传染病致病原理，王泽霖对症下药研发的疫苗，科技转化率一直都是100%，科研成果先后在国内20多家著名生物制品厂规模化生产。
“几十年来，在没有向国家申请经费的情况下，王老师先后获得了3项发明专利和12个新兽药证书，其主持创建的重大禽病病毒种质资源库、浓缩灭活联苗研发平台，打破了国外垄断，彻底攻克了‘新城疫’等多种重大禽病防疫难题。”河南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说，“一生能够研究十几种新疫苗，并且经过国家授权，不光是我们国家，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里面，这种情况都很罕见。”
挣钱和花钱对他来说从不是问题
“王泽霖能赚钱！”这样的声音持续了30多年——1985年到1995年，通过办班、禽病诊疗、化验等服务积累资金400多万元；2005年，5个兽药证书一次性或技术转让经费500万元；2014年年初，得知王泽霖的团队要进行新疫苗的研发，4家企业立即出资1950万元进行资助……
利用这些资金，他盖起两座实验楼，购买了先进的高速离心机、超速离心机、冻干机等仪器设备，教学科研条件、研究生培养条件和生产条件得到改善，这一切都为禽病研究所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5年，河南农业大学禽病研究所挂牌成立了。王泽霖带领禽病所一班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模式，通过校企结合、横向合作，与企业优势互补、风险共担、成果共享，从企业筹集资金进行科学研究，研究成果第一时间投产进入市场，既解决了科研经费不足、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的问题，又使科研、教学能力大幅提高。
在目前仍在使用的禽病所楼下，教育时报记者见到了王泽霖多年前的学生王新卫，他告诉教育时报记者，当时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是空白，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于是建了这么一栋楼。从前边的一栋到后边加盖的另一栋，再到实验室里的仪器设备，都是王老师用自己和团队赚的钱置办的，正是在这里，王老师后续又获得了3项发明专利和12个新兽药证书。
2005年，王泽霖转让新兽药证书获得500万元，按照协议，除学校和学院所得外，他个人和禽病所可分得345万元。他拿到资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其中的230万元交给禽病所用于实验室建设，后来又将剩余钱款全部捐出，其中100万元捐给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设立创新基金，鼓励青年科学家投身禽病防疫事业。
2008年，汶川地震后，出差回来的王泽霖返校后没有回家，而是径直来到学院，掏出身上仅剩的2000元现金交给学校领导。回到家，又立即让爱人设法筹措20万元现金捐给学校，这也是当年河南高校教师队伍中捐款最大的一笔款项。
2015年，王泽霖两个新兽药证书被两家企业收购，按照协议，企业要将每年销售额的8%作为专利使用费支付给王泽霖，期限为12年。这笔收入相当可观，按照近年来的收益测算，12年保守收入在千万元。但是就在2019年3月，王泽霖向学校提出，将其中分给自己的部分全部捐出设立学院科研创新基金。
根据国家政策，没有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就不能做进一步的实验，很多科研项目必须要到有实力的企业去做。王泽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对他们科研人员来说，很不方便。“P3实验室对于河南农大有关学科的发展将具有划时代的性质，我希望尽快将这笔资金用到需要它的地方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王泽霖说。
“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这次捐赠中的数额确实足以挑动人们的神经，可自1984年以来王泽霖为社会及其所奋斗的事业所做的贡献，更能体现一位老教授的风骨。
（原载：《教育时报》作者：教育时报记者 庞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