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我出生在南阳市城西的王会庄，也就是现在的南阳市卧龙区名人巷。解放前，全家8口人，父亲跟人合伙经营一家盐店，叔父是个长工，一家人吃穿用度几乎全靠他俩，日子过得很是窘迫。

我的童年更是在饥荒、战乱中度过的，连年旱灾、土匪横行。我的求学之路时断时续，今天在这儿上，明天在那儿上，没个着落。

1947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南阳私立女子中学，因为是第3名，学校还免除了我2/3的学费。可是，当时南阳还在打仗，学也没怎么正经上。

直到1949年元月，南阳解放后不久，学校才开始正式复学。不过，受战争影响，很多同学都失去了联系，或者因为家庭变故等各种原因放弃了读书的念头。

阅读每期《中学生时事政治报》已经成了李天英的习惯

读初中时，学校刚好成立了学生会，我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并光荣加入了共青团。在学校，我积极响应当地党组织的号召，组织队伍到同学家里动员复课，不仅劝说同学，也劝说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学习知识的重要性，和他们一起规划、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虽然辛苦，但我感到十分快乐。

同时，我还和同学们一起去看望驻扎在南阳的解放军同志，到街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新思想、新政策，排演活报剧，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其间，我接受了越来越多的党的教育，一些新理念、新生活、新风尚在我心里生根发芽，生长得枝繁叶茂。

我不断追求进步，凡事争先创优。高中阶段，我也一直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团总支委员等职务，兼任南阳市学联副主席、共青团南阳市委委员，还被推选为河南省第一届学代会代表，到开封参加了大会。不仅是我，我们全家都为此感到十分光荣。

开封市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娄和彦看望李天英

由于当时我思想比较先进，而且善于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高中毕业后，学校就把我留下来了。不久，我又被推荐保送到河南大学政训班深造，嵇文甫、周守正、郭晓棠、王佩珍等都是我们的授课教师。他们儒雅博学，教我们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把课上得智慧满满又不失趣味，我们学得如痴如醉，不分白天黑夜。

也正是在河南大学学习的这段经历，使我的专业知识、理论水平得到了系统化的大幅度提升，我也越来越认识到做好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我暗暗下定决心，以后也要做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给学生的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养分。

然而，当时青少年关心时政、加强政治学习的渠道还是很有限的。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身边能有专门针对青少年的这么一种报刊，该有多好啊！

1952年，我顺利毕业，终于如愿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不过作为军属，我随爱人樊天文的工作调动，先后在广东、江西、河南等地的多所学校任教。

其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北京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受到毛泽东、邓小平、彭真、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接见；还被开封市委宣传部聘为宣传员。

1982年，我回到开封市第五中学（以下简称“开封五中”）工作，直到1989年退休。为给学生带来更好的思想引领，我将学校党组织、团委、少先队、工会进行一体化建设，积极发展师生党员，大大增强了师生的政治素养，提升了学校的育人成效。

几年间，学校党员从10名发展到50余名，同时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比如，夏迎春老师当选全国工会代表，张素霞老师当选河南省党代会代表，王文娟老师被推荐考上了北京青年干部学院。

退休后，我依然心系学校、心系学生，尤其是学生的思想进步、道德养成和精神成长。通过什么途径呢？我又想到了报刊。

开封五中校长房建云、党支部书记王建峰看望李天英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学生时事政治报》刚刚创刊，便引起了我的关注。于是，从1992年起，我每年都会习惯性地用自己的退休金为开封五中各班学生订阅1份《中学生时事政治报》，算来至今已经30年了。

虽然当时物价都比较低，每年订阅报刊花费不到200元，不算多，但我刚退休时每个月的退休金还不足70元。

至于为什么选这份报纸，这是我认真遴选比较后的结果。从我阅读《中学生时事政治报》的体验来看，我觉得这份报纸非常实用、丰富，是很难得的精神食粮，对学生学习时政知识、了解关注国家大事很有帮助。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学知识学文化要先学做人，而这份报纸理念新、导向正、趣味足，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特点，对他们的品德提升、“三观”形成大有助益，更能帮助他们养成时刻关注国家大事的良好习惯，厚植家国情怀。

开封五中的孩子们正在阅读《中学生时事政治报》

起初几年，我都是自己到邮局订阅，每期报纸寄到我家后，我会先阅读整理，再送到学校思政课教研组，建议老师们先阅读学习后再分发至各年级各班。有时候，我也会到教室看看，与师生一起交流。

不过近几年，我身体不太好，走动没有那么方便了，就让邮局直接把报纸送到学校去。有一次，班主任张玉梅拉着我的手说：“谢谢您给孩子们的礼物，它们太实用了，对学生帮助很大。学生都很喜欢！”

退休后，我依然担任着开封五中和开封市鼓楼区的少先队辅导员，经常参加各种少先队活动，给学生做报告、讲思政课。

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希望每一次讲课都能给学生带来新东西，而《中学生时事政治报》经常刊发一些时效性强、鲜活生动的内容，于是常常被我拿来当教材用。

结合报纸上的内容和我的亲身经历、学校校史等给学生讲起革命传统和公民道德来，学生更能在今昔对比中深刻感受新中国的发展变化，在不知不觉间增强使命感、责任感。

去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尽管坐着轮椅，我还是到学校为全校师生讲了一节特别的党课。我以开封五中的发展史为切入点，引导师生从爱校爱家开始，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同时，我还配合学校将其录制成了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起了良好反响。说起来开封五中的校史，我感到很自豪，因为其中也有我的心血。

退休后仍经常走到师生中间，李天英说，她永远是学校“在岗”的一分子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和几位老师一起，历时3年多，辗转开封、北京、大连等地走访校友、查阅资料，终于完成了梳理工作，并建立了校史馆。多年来，校史馆已经成了全校师生接受思想教育的基地。新生入学参观校史馆，了解学校的沧桑变化，坚定“自强不息、爱国荣校”的理想信念，已经成了他们的必修课。

多年的工作经验让我明白，想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有“言传”，更要进行“身教”。以前，我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到学校转转。有时在校园里看到学生的不文明行为，我会及时叫住他们进行批评教育；

有时在教学楼看到老师们的不当之处，我会随时指出并给出改进建议；有时发现一些管理上的漏洞或问题，我也会及时反馈给相关责任人。大家都觉得，我还是开封五中“在岗”的一分子。

胸前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也激励着李天英心系教育、心系学生

如今，我和老伴依然住在和学校一墙之隔的学校家属楼，这是一所上世纪90年代的建筑，我们家两室一厅，不到60平方米，所有的家具也都没有更换过。在这些家具中，有一把意义非凡的小木凳，无论我的孩子或者学生什么时候回来，都要坐在上面再当一当学生，听我们老两口唠一唠。我每次都会告诉他们：要牢记自己的初心使命，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倒是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希望能为学生的成长带来一些帮助。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年是《中学生时事政治报》创刊30周年。这30年来，给孩子们订报的习惯，我从未改变。我也想代表开封五中师生，向这份报纸表达衷心的感谢，因为是她，陪伴着孩子们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像一面旗帜引领着孩子们一路成长。